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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深夜。
旧金山中华会馆三楼。
门窗关得严严实实，厚重的窗帘拉得密不透风，连一丝光都漏不出去。
长桌上铺着红绒布，几盏煤油灯燃着，昏黄的光把人影投在墙上，晃来晃去。
墙上挂着孙中山先生题的“天下为公”，边角已经磨得发毛。
屋里坐的，全是旧金山华埠说得上话的人物。
主位旁边坐着黄三爷，七十岁，广东台山人，中华会馆总理，在金山地面经营了四十多年，黑白两道都给几分薄面。
左手边是陈敬堂，华商总会会长，做进出口贸易的，西装革履，手指上套着枚翡翠扳指。
右手边是林伯陶，华资银行行长，戴一副金丝眼镜，说话总是慢条斯理。
末席坐着赵元亨，加州华人餐馆同业会主席，手底下十几家馆子，为人最是豪爽仗义。
但今晚，所有人都在等一个人。
黄三爷看了眼墙上的挂钟，又瞥了眼门口，压低声音：“司徒公从纽约坐火车过来，下午刚到。这一路颠得够呛，应该快了。”
陈敬堂点点头，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没说话。
屋里静得能听见煤油灯燃烧的滋滋声。
门忽然被推开。
一个老人拄着乌木拐杖走了进来。
七十出头的年纪，满头银发，背微微驼着，可每一步都踩得极稳。一身深灰色长衫，领口扣得一丝不苟，脸清瘦，颧骨很高，一双眼睛在煤油灯下亮得吓人。
身后跟着四个精壮汉子，清一色黑绸短打，腰间鼓鼓囊囊，进门后往两侧一站，一句话都不说。
司徒美堂。
致公堂总理，安良堂创始人。
十二岁从广东开平漂洋过海到旧金山，在美洲经营堂口五十多年。
全美洪门，没人不知道他的名字。
黄三爷连忙起身，亲自上前搬椅子：“司徒公，您怎么亲自跑这一趟？纽约到旧金山几千公里，您这身子骨……”
“这种大事，我不来，谁有分量？”
司徒美堂摆摆手，拐杖往桌边一靠，坐了下来。
他扫了屋里一圈，声音苍老却掷地有声：“你们年轻，有些门道，只有我懂。”
陈敬堂先开了口。
他是做生意的，说话向来直接：“司徒公，您跟罗斯福有旧交。当年他还没当总统的时候，您雇他做过安良堂的法律顾问。这事儿，能不能用上？”
司徒美堂沉默了几秒。
他端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又慢慢放下。
杯盖碰着杯沿，发出一声轻响。
“罗斯福这个人，我认识几十年了。他当律师的时候，替我们打过官司，人精明，会来事。后来他当了总统，我几次写信过去，他也念几分旧情。”
他抬起眼，看着陈敬堂，语气很沉：“但这次不一样。这是国与国的谈判。私人情分，不值钱。我也不会去用。”
“我们能靠的，从来不是我的老脸。是陈总司令的舰队，是华南的枪炮。”
这话一出，屋里静了静。
林伯陶推了推眼镜，缓缓开口：
“司徒公说得对。这次陈总司令派特使来，手里有舰队，有橡胶，有钨矿，有马六甲海峡。这都是实打实的底气。
我们华人能做的，就是把金山的场面撑起来。让林特使知道，旧金山的华人，全站在他背后。也让罗斯福看看，排华法案，早就该废了。”
“话是这么说……”
黄三爷忽然皱起眉，敲了敲桌子。
“我就怕一件事。
万一谈崩了呢？
白人本来就看我们不顺眼，到时候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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