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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城里。
最开始只是街边杂货铺的收音机在响。
老板蹲在门槛上抽烟，听着听着，烟烧到手指都没察觉。
他是从淞沪逃过来的，当年店里七个伙计，死了五个，弟弟被日本人用刺刀捅在柜台上。
路过的黄包车夫停下脚，凑过去。他是从徐州逃来的，老婆孩子死在轰炸里，只剩他一个人拉车活命。
接着是挑担的货郎、放学的学生、巡街的警察……人越围越多，里三层外三层，堵了半条街。
人群里，大半都是从华北、华东逃过来的难民。
破衣烂衫，面黄肌瘦。
没人说话。
连哭闹的孩子都被大人死死捂住了嘴。
只有收音机里那个沙哑、咆哮、带着铁腥味的声音，撞在每个人心上。
每说一件事，就有人身子抖一下。
每提一次屠杀，就有人咬住嘴唇，咬出血来。
当最后一句“说到，做到”落下。
街上死了三秒。
三秒里，风停了，鸟不叫了，整条街像被冻住了一样。
然后，炸了。
不是喊，是哭。
最前面那个杂货铺老板，五十多岁的老头，“嗷”的一声蹲在地上，抱着头嚎啕大哭。
“听见没……你们听见没……有人替咱们出头了……
我弟……我弟死在1932 年的上海……近 8 年了……8 年了啊……”
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拳头捶着地面，捶得指节都破了。
哭声像瘟疫一样传开。
有人捂着脸哭，有人捶着墙哭，有人笑着笑着眼泪就砸了下来。
一个裹着蓝布头巾的妇人，坐在路边的台阶上，怀里抱着个布包。
布包里是她儿子的牌位——从华北逃出来的路上，儿子被日本兵挑死在村口。
她听完广播，把牌位紧紧抱在怀里，脸贴在木头上，哭得浑身发抖。
“孩儿啊……你听见了吗……
有人替你报仇了……
有人替咱们出气了……”
一个瘸腿的老兵，拄着拐杖站在人群外围。军装洗得发白，胸口三枚勋章缺了个角——那是淞沪战场上被弹片崩的。他的左腿还留着鬼子的弹片，一到阴天就疼。
他听完，费力地抬起右手，敬了一个军礼。
手抖得厉害，拐杖都快撑不住。
眼泪顺着脸上的沟壑往下淌，嘴角却死死抿着，不肯哭出声。
“弟兄们……你们听见了吗……
咱们的血……没白流……”
紧接着，不知道谁先喊了第一声。
“还我亲人！”
声音沙哑，带着哭腔，带着血。
然后是第二声，第三声，百声，千声，万声。
“还我儿子！”
“还我妹妹！”
“血债血偿！十倍奉还！”
“打到东京去！踏平日本！”
山呼海啸般的吼声从大街小巷同时炸开，震得沿街的玻璃窗嗡嗡作响，震得树梢的叶子簌簌往下掉。
人们从家里涌出来，从铺子里冲出来，从工厂里跑出来。
有人光着脚，有人穿着睡衣，有人手里还攥着没吃完的饭碗。
他们涌向街头，像憋了一百年的洪水终于决了堤。
一个卖菜的阿婆，把菜担子往地上一掀，萝卜青菜滚了一地。她拍着大腿喊：“打！给我狠狠地打！我儿子死在旅顺……三十多年了……终于有人替他报仇了！”
游行的队伍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从珠江边一直滚到总部门口。
黑压压的人群站在楼下，仰着头望着那扇窗户。
有人喊：“陈总司令！下命令吧！我们跟你去打日本！”
“我们不怕死！我们要报仇！”
一声接一声，一浪高一浪。
陈树坤站在窗帘后面，看着下面的人群。
他手里还攥着那张皱巴巴的名单，指节泛白。
名单已经被他攥得快烂了。
李卫在身后低声说：“总司令，民众情绪太盛了。要不要下去说几句？”
陈树坤摇了摇头。
他望着楼下密密麻麻的人头，望着那些哭着、喊着、眼里闪着光的人。
这些人，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这些人的恨，堆起来能填了珠江。
很久，他才低声说：
“不用。让他们喊。
憋了一百年了，总得有个出口。”
他顿了顿，指尖轻轻摩挲着那张纸。
“告诉后勤部，报名参军的，全收。
华侨捐的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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