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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路过码头时，他看见巨型吊机正从货轮上往下卸整箱的橡胶和矿石，搬运工人们喊着号子，光膀子的脊梁在灯光下泛着油亮的汗光。不远处的工厂区烟囱冒着白烟，机器的轰鸣声隔着几条街都能听见，昼夜不停。
他忽然想起情报里写的：华北逃来的难民，全部被安置进工厂、码头，有活干，有饭吃，没闹出流民之乱。
他当时还嗤之以鼻，觉得是无稽之谈——几百万流民，岂是那么好安置的？
现在看着码头上井然有序的工人，看着他们脸上虽然疲惫却安稳的神情，他信了。
车队沿着主干道往前开，街上巡警很少，却秩序井然。没有小偷小摸，没有地痞流氓，连吵架的都没有。
他又想起另一份情报：陈树坤主政华南后，清剿了所有土匪黑帮，首恶全部公开枪毙，从无例外。短短两年，辖区内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以前只当是夸张的宣传。
现在看着街上行人从容的神色，看着店铺敢开到午夜，他不得不承认——
这个对手，不止会打仗。
治国安邦的手段，比帝国想象的狠得多。
最让他心口发沉的，是这满城的灯火。
不是日本那种零星的、小心翼翼的灯光，是成片的、肆无忌惮的亮，从街头亮到街尾，连郊区的工厂都灯火通明。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日本的轰炸机，从来就没炸到过这里。
意味着人家的空军和防空网，把华南守得像铁桶一样。
帝国连人家的本土都碰不到，人家却能每周派轰炸机去东京、大阪转圈，还能把战列舰堵在东京湾口炮轰。
这种攻防上的差距，比两百万人的伤亡更让人绝望。
秘书坐在旁边，越看越心惊，声音都发颤了：“将军……他们的工业、航运，都没受影响……这样下去，我们……”
“闭嘴。”
多田骏低声喝止，可他自己的声音，也带着掩不住的发涩。
他比谁都清楚。
战争打了两年，日本的城市炸烂了，工厂炸塌了，国力越打越弱。
而陈树坤的地盘，越打越大，工业越打越强，百姓越打越安稳。
此消彼长之下，帝国拿什么赢？
靠南进赌国运？
可人家连南洋都占了一半，真等联合舰队南下，是赢是输，谁又说得准。
车队停在军政委员会招待所门口。
不是什么豪华国宾馆，就是一栋普通的三层小楼，门口只有两个卫兵站岗。
领路的工作人员把他带到房间，放下一张薄薄的行程单，语气平淡：“明天早上八点，有人来接您去见总座。房间里有茶水，有事打电话到前台。”
说完，转身就走，连一句“休息好”都没说。
房间不大，陈设简单干净，没有欢迎果盘，没有慰问信，连个伺候的侍从都没安排。
完全就是对待普通公务人员的规格。
多田骏站在房间中央，慢慢抬手，摸了摸空荡荡的腰间。
那把天皇御赐的军刀，留在了东京。
来的时候他还想，不带刀，是放低姿态。
现在他才明白，就算带了，在这片土地上，也没有拔出来的资格。
他走到窗边，推开窗户。
晚风吹进来，带着市井的烟火气。远处的街灯连成一片光海，轮船的汽笛偶尔响起，整个城市安稳得像在另一个世界。
他想起出发前，板垣征四郎拍着他的肩膀说，务必争取体面的停战条件，保住帝国的尊严。
可现在，站在广州的土地上，他才清楚地意识到——
从他踏上这片土地的那一刻起，这场谈判就没有对等可言。
帝国没有筹码，没有底气，连讨价还价的资格都没有。
人家愿意花半小时见他，已经是最大的“体面”了。
他攥着窗台的手越收越紧，指节泛白。
屈辱、愤恨、不甘、无力，无数情绪搅在胸口，像一块巨石压得他喘不过气。
可他没有办法。
明天见到陈树坤，等待他的只会是更苛刻的条件，更深的屈辱。
而他，只能受着。
窗外的夜色越来越浓，广州的万家灯火，映在他瞳孔里，亮得刺眼。
他忽然想起东京地下掩体里，那盏晃来晃去的昏黄灯泡。
两相对比，像一场醒不来的噩梦。
而这场噩梦，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