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页
意义。对神话性的英雄萧峰而言，命运的发展他并不关心，但对命运的抗争，自我体现的这个意义则是萧峰这个英雄希腊式悲剧的起始与主题。
三、家庭悲剧
萧峰的悲剧在一定程度上是其父亲萧远山造成的。萧峰不能责怪父亲，他的冤枉，才是真真正正的有冤无处诉。萧远山的武功也师承宋朝武人，正因如此，他曾立誓终生不杀一个宋人，然而目睹爱子、娇妻无辜惨死，一怒之下，一连杀了十几位中原武人。如果仅此而已，读者也能理解其当时的心情，仍会投之以同情和怜悯。但当他发现爱子未死，且自己跳崖侥幸存活之后，他便萌发了复仇的念头。他的报仇手段可谓既凶且蛮。他故意潜入少林寺中，把武学典籍瞧了个遍，并暗中追查真相。当萧峰身份被揭穿后，萧远山一连杀死了谭公、谭婆、单正、玄苦大师，甚至连不懂武功的无辜的乔氏夫妇也冤死在他的掌下。杀人的理由只是他们故意隐瞒事情的真相。这一切都被算到了萧峰的头上。对此萧远山并不在意，甚至基于一种“人家冤枉我，我便给做人家瞧瞧“的偏激。使萧峰蒙冤，似乎旨在证明南朝汉人很会冤枉人。当萧峰知道真相后，胸口一酸，愕然道：“这些人既是爹爹所杀，便和孩儿所杀设有分别，孩儿一直担负着这名声，却也不枉了。”（3）言语中充满了无奈和凄凉。人死已然不能复生，但对作为凶手的父亲却也无可奈何，中间充斥着浓烈的悲剧色彩。
其次，阿朱的出现及死亡是萧峰悲剧的又一个重要因素。萧峰与阿朱虽无夫妻之实，但随着阿朱的死亡，却已成了不可改变的事实，因为在萧峰的心中，阿朱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我既误杀阿朱，此生终不再娶，阿朱就是阿朱，四海列国，千秋万载，就只一个阿朱。岂是一千个、一万个汉人美女所能替代得了的？”（4）在中，与萧峰相对应，阿朱也被塑造成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女人。她处处为别人着想--从段誉有难而出手相救，到涉险为慕容复偷取武功秘笈，从对萧峰的默默支持到代父受死，即使最终为父亲而死在萧峰掌下时，其中另一个原因却是担心萧峰从此和大理段氏结下仇冤，而萧峰也未必能胜过段氏的“六脉神剑“。当萧峰最终明白阿朱的良苦用心时，心中一酸：“我……我契丹一介武夫，怎配消受她如此深情厚恩！”（5）阿朱的死，是萧峰心中永远无法解开的结。
整个《天龙八部》最赚人泪下的场面，当属阿朱之死。萧峰抱着她的遗体，根本无法接受她已永远不会再活过来的事实。
“她抱着阿朱，呆呆地坐在堂前，从早晨做到午间，从午间又坐到了傍晚……”（6）
“他抱着阿朱的尸身，走到土坑旁将她放了下去，两只大手抓起泥土，慢慢撒在她身，但在她脸上始终不撒泥土。他双眼一瞬不瞬的瞧着阿朱，只要几把泥土一撒下去，那便以此不能再见到她了……”（7）
“萧峰跪在坑边，良久良久，仍是不肯将泥土撒在阿朱脸上。突然之间，他站起身来，一声长啸，再也不看阿朱，双手齐推，将坑旁的泥土都推在她身上脸上……”（8）
其实，在萧峰亲手将阿朱埋掉的同时也埋藏了自己一半的生命，他要活下来的理由是要为冤死的阿朱及乔氏夫妇，谭公、谭婆报仇。如果没有阿朱，萧峰的悲剧色彩将大大折扣。
四、传统文化的悲剧
萧峰是金庸创造的一个充满正统与人性矛盾的悲剧人物。是金庸对传统文化中一些东西的批判，与岳飞的愚忠相比，金庸赋予了萧峰更复杂的矛盾和人性化内容。
萧峰生在辽国，是契丹人，却在中原长大。他从小受到的是儒家正统文化的教育，几乎与契丹没有接触。养育他的乔三槐夫妇都是忠厚朴实的山民，住在声名远扬的少室山（少林寺）下，自不免受到少林寺僧众的影响，加之又有得道高僧玄苦大师的有意教化指点，既授“艺“又传“义“，使得萧峰一步步走上了忠孝节义，心系天下的正统英雄之路。萧峰七岁时手刃见死不救，恃强凌弱的邓郎中，虽说是因自身受了宛冤枉，意气所致，但也初步显了其除暴安良，维持正义的侠义精神。在后来的成长中，萧峰凭借一身“蔑视天下的武功“和侠义忠孝之心顺利地作了当时第一大帮丐的帮主，成了天下第一英雄。萧峰率领丐帮兄弟多次击败西夏和契丹武人的挑衅偷袭，刀斩敌军统领，屡建奇功。然而不管萧峰为丐帮为大宋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其帮主之位和“天下第一大英雄“的称号都是名不正，言不顺。因为他骨子里流的是契丹人的血。这在当时民族矛盾异常激化，甚至相互仇杀的年代，是绝对不能被中原群雄甚至包括萧峰本人所接受的。当他的身世大白于天下之后，顷刻间人人敬仰的在天下第一大英雄沦为人人唾骂的“契丹杂种“。
最无法接受这一事实是萧峰本人。他率丐帮抗契丹的忠宋之举却成了对契丹君主的叛逆与不忠。作为被儒家正流文化熏陶出来的传统英雄，萧峰无法解决这一矛盾，也无法避免这一悲剧的发生。“君为臣纲“然而他该孝忠于哪个君主呢？作为契丹人，于忠，他理应为大辽尽忠报国，然而他却不可能对养育他的大宋用兵。正如他所言，“我对大辽尽忠报国，是在保土安民……”（9）然而这种态度无论是对大宋国皇帝还是辽国君主而言，都是无法接受的。“父为子纲“，生身父母命丧中原武人之手，于孝，其理应为冤死的母亲报仇，但却无法面对中原武林。养育他的乔三槐夫妇死在生父萧远山的掌下，萧峰也不可能杀了生父为养父母报仇。于仁，他理应阻止宋辽两国兵戎相见，然而此举又失了兄弟之情，君臣之礼，更要以付出生命为代价。于义，与辽主耶律洪基有结拜之情，与大宋的群豪却有生死之交。无论萧峰如何选择，始终都无法逃避“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传统道德的束缚。他的一生都活在“欺师“、“灭祖“、“欺君“、“无后“的矛盾之中。这对于传统英雄萧峰而言是无法接受的。萧峰的死，死于造就他成为英雄的同一种东西--传统文化。于是萧峰的悲剧在传统文化的范畴内就有了不可疗救的必然性。
萧峰是金庸武侠群体中形象最完美，也最受金迷们及金庸本人所喜欢的人物之一，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萧峰身上所显现出来的那个特定时代的传统文化范畴之内的不可疗救的悲剧性。萧峰对命运的不屈的抗争和对生命意义的执著的追求在读者内心深处产生了共鸣，更多地体现着人们对崇高的完美的人性追求和探索及对美满幸福的家庭的珍惜和向往。这也正是萧峰悲剧意识价值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