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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任何政策都有利弊，这一项也不意外，给予了这些法师干涉地方刑律的实践机会，毫无疑问地会在培养佛教新兴阶级的同时，也滋养出一批“法阀”、“佛阀”，而且也不会所有的法师都遵守高殷的既定路线，定然有和地方官商士绅勾结、欺上瞒下、鱼肉百姓的事情发生；
可如果不推行这项政策，这些弊病就没有了吗？现在大齐本身就有世家豪门、军头督将和官员借用宗族和权力横行乡里的事情，哪怕是齐国皇族挂名的渤海高氏和高殷的母族赵郡李氏，这种事情也一定会有，而且数量不少。
因为他这个皇帝所代表的皇权和朝廷本身就在压迫且剥削着全体国民，从上层往下推，各豪族欺压流民以自肥的事情也一定有，只是难以追究，而且出于政治默契而不深究罢了；
既然大齐的局势本身就是半烂不烂的，那么引入一个新兴阶级将局势搅浑，就不是一个失策之选了。
就好像东汉同时引入了地方豪强士大夫、外戚和宦官三驾马车，虽然互相掣肘，跑得很辛苦，但总是能跑起来，在皇帝多年失能的情况下磕磕绊绊地维护东汉皇权一百多年，这种时候就完全不能改革了，毕竟系统能跑就不要试图修复BUG，何进受到袁绍的唆使，打算修复宦官这个BUG，马上自己就被杀毒了，随后东汉局势崩溃，系统无法运行；
曹丕“吸取教训”，上来就把宗室、外戚、宦官全部扬了，鸡蛋全部放在世家这个筐里，结果就是司马家找准机会，轻轻甩钩，朝权就从曹氏手中易手，成就了司马家的霸业。
因此国中无派千奇百怪，中下层的势力派系复杂还能维持国家的运转，就说明这个国家的政权根基已经扎根了一大半，这时候再引入一个偏向保皇忠朝的势力派系，就能有效测试出皇权在底层的影响力：
如果这个佛教法师新势力迅速被驱逐，无法融合进大齐各阶层，那就说明这个方向的改革是错误的，律法和宗教不能合而为一，相对的，更激进的灭佛行动也就不可取，纵使一时用朝廷的刀兵取得压制，未来也一定遭到疯狂反弹；
如果可以融合，就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各势力的某些诉求，取代了落后的旧势力，并且由于最初这帮受到提拔的法师受到的是天子钦点的恩惠，所以对皇权的忠诚度较高，也就方便高殷继续施展动作。
而对于这批新人脱离皇权掌控、尾大不掉的可能，高殷也准备了对策，毕竟“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从皇权得到力量的家伙受限于皇权本身的桎梏可太正常了，对付这群家伙的办法就是从上游扼住他们的晋升通道，也就是搞专业技术职称制度。
和流外官员们一样，每年进行考核与评比，同时将度牒的等级不断细化，划分出具体的职称来，再根据后世不同的领域划分出不同的法规，不仅能将法律网格延伸到国家各行各业，也可以把社会问题切割细化；
然后限定年数，规定每过三至五年就要重新考试确认能力是否跟得上版本，这样国家不仅控制了法律的最终解释权，逼迫这群做题家始终服从中央意志的领导，并借此不断刺激社会对书籍抄写、出版、印刷的行业活力，为将来一统天下、国势平稳后必然会涌现的文化大爆发打好基础，巩固齐国的文明成果，在精神上将魏、周、梁、陈诸国压制，使得这个时代独属于齐国。
让做题家们永远有题做，永远能往上爬，国家还可以设置专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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