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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询扬州时，刘晔往见论事势，后随刘勋仕曹。当然，也有刘氏国王倒曹，建安二十一年曹操杀琅琊王刘熙，国除（见《后汉书．献帝纪》），原因就是本传所写的“坐谋欲渡江”。
朝廷也吸纳了一些名人为汉官，哪怕他们不愿为曹操效力，也有助提升曹操的名声。这批人中，名气最大的首推大儒郑玄，以公车征其为大司农（但被婉拒沒仕）、孔融为将作大匠、张俭为卫尉、陈纪为大鸿胪、赵岐为太常、徐璆虽一度受困于袁术，但终来投为卫尉。
以上众人透露出一个事实，士人不论是冲著汉帝，还是因此预料曹操能成大器，结果都投靠曹操控制下的汉朝廷，故《后汉书．祢衡传》云：“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这益证荀彧所料的“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是真知灼见。
对于根基不稳的群雄，一纸来自汉室的拜授之命，还是能值几个钱：曹操遣使后既能取得自领兖州牧的合法性，又能谈化因驱逐汉廷派遣的兖州刺史金尚（注17）之坏影响；
吕布偷袭刘备夺徐州，在徐州根本沒有民心基础的他，也欲求徐州牧一职，与曹操倒有异曲同工之妙；
渡江的孙策更明显，自称“匡济汉室”的他，急于摆脫士人眼中“术兵”（见《三国志．许靖传》）、“袁术将孙策”（见《献帝纪》）形象的他，汉室诏命能让他摆脫逆贼袁术党羽之名，正是孙策所需要的。《三国志．孙讨逆传》注引《江表传》云：“策自以统领兵马，但以骑都尉领郡为轻，欲得将军号，及使人讽誧，誧便承制假策明汉将军。”如果孙策不重视汉官，骑都尉和明汉将军，对他来说真的沒任何区別，但实情却不是如此。孙权统事后始出仕，“以直道见禅”，左迁郁林太守并死于任上的陆绩，死前遗言还自称“有汉志士”；沈友更直斥孙权：“主上在许，有无君之心者，可谓非反乎？”孙氏在江东遇上忠汉者，其实就是曹操的一个缩影，曹操面对的汉官更多。
汉杂号将军对雄据一方的孙策，尚有如此的吸引力，这又折射出曹操通过[上表]的形式下加官予手下（偏、裨将军以外），满足手下对己的期望，以加忠诚，比方夏侯惇的建武将军、于禁的虎威将军。高敏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发微．孙吴封爵制的创始年代考略》列出大量史料，显示孙权在夺荊州前不敢僭越汉廷自行封侯，所以搞出奉邑制这有封爵食邑之实而无其名的制度，因为表臣子封侯要看曹操面色，这又突显出迎汉帝在封爵上能成为外交筹码，曹操也更容易让得力部下列侯。
不是隐居已仕官的，一部份人如仕袁绍的辛毗，虽受曹操所辟而不应；但也有些人如韩嵩，刘表让其出使许前，韩嵩先为自己预留后路：“嵩使京师，天子假嵩一官，则天子之臣，而将军之故吏耳。在君为君，则嵩守天子之命，义不得复为将军死也。”这条同时透露士人投曹可以免除投二主的道德包袱，因本来就是汉臣。
《后汉书．董卓传》云：“使谒者仆射裴茂诏关中诸将段煨等讨李傕”、《太平御览》卷363引《典略》云：“李催移保黄白城，梁兴、张横等破之，送其首。”这是以诏命，让非曹将讨灭其他军阀的事例。
三国志．马超传》云：“后腾与韩遂不和，求还京畿。於是征为卫尉，以超为偏将军，封都亭侯，领腾部曲。”这更是以天子名义下，征关中诸侯马腾入朝为质；《张既传》注引《魏略》云：“故但诛（韩）约子孙在京师者”，这则是韩遂遣子孙为质之例。好歹也让起兵者不得不有所顾虑。
《三国志．杜畿传》云：“而高干举并州反。时河东太守王邑被征，河东人卫固、范先外以请邑为名，而内实与干通谋”、《钟繇传》注引《魏略》云：“而诏已拜杜畿为太守，畿已入界。繇不听先等，促邑交符。邑佩印绶，径从河北诣许自归。”高干之乱突显出河东郡的重要性，太守王邑乃曹操迎汉帝前已任，但不是曹操的心腹，曹操为更强控制，强行诏征王邑回许都，让杜畿接任。
《钟繇传》注引《战略》云：“袁尚遣高干、郭援将兵数万人，与匈奴单于寇河东，遣使与马腾、韩遂等连和，腾等阴许之。傅干说腾曰：……曹公奉天子诛暴乱，法明国治，上下用命，有义必赏，无义必罚，可谓顺道矣。袁氏背王命，驱胡虏以陵中国，宽而多忌，仁而无断，兵虽强，实失天下心，可谓逆德矣。今将军既事有道，不尽其力，阴怀两端，欲以坐观成败，吾恐成败既定，奉辞责罪，将军先为诛首矣。’于是腾惧……于是遣子超将精兵万余人，并将遂等兵，与繇会击援等，大破之。”这是汉帝能成为拉拢中立诸侯的原因之一的例子。
《三国志．吕布传》云：“沛相陈珪恐术、布成婚，则徐、扬合从，将为国难，于是往说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辅赞国政，威灵命世，将征四海，将军宜与协同策谋，图泰山之安。今与术结婚，受天下不义之名，必有累卵之危。’布亦怨术初不己受也，女已在涂，追还绝婚，械送韩胤，枭首许市。”此乃陈珪以迎天子为理据之一，破环吕布与袁术的联合。
避居武陵、曾被曹操征为尚书的王俊，曾劝刘表勿再与袁绍继续联络：“曹公，天下之雄也，必能兴霸道，继桓、文之功者也。今乃释近而就远，如有一朝之急，遥望漠北之救，不亦难乎！”（见《三国志．武帝纪》注引皇甫谧《逸士传》）
《牵招传》云：“招呵（韩）忠曰：‘曹公允恭明哲，翼戴天子，伐叛柔服，宁静四海，汝君臣顽嚚，今恃险远，背违王命，欲擅拜假，侮弄神器，方当屠戮，何敢慢易咎毁大人？’……为峭王等说成败之效，祸福所归，皆下席跪伏，敬受敕教，便辞辽东之使，罢所严骑。”韩忠是公孙康的使者，牵招迫使乌丸峭王投向曹操的理据之一，就是“翼戴天子”。
官渡之战前沮授谏：“今举兵南向，于义则违”、崔琰所称的“天子在许，民望助顺”，可谓是真实的反映。“绍每得诏书，患有不便于己”，故后悔的袁绍，“欲令太祖徙天子都鄄城以自密近”；孙策在官渡之战时，“阴欲袭许，迎汉帝”，因为确实能让部份文臣武将如张昭等有投降之心（发映于赤壁战前）；贾诩、刘放和桓阶则是以此为其中一个理由，劝说对方投曹；张承对袁术、诸葛亮对刘备时就强调曹操有挟天子的优势；刘胤谏邵续勿降石勒，引用：“曹公奉帝，而诸侯绥穆”来表示人心所向；元宏答卢渊谏表曰：“曹操胜袁，盖由德业內举。”奉天子应是其德的部份体现。
尉迟迥、司马消难等起兵讨杨坚，西梁诸将竞劝萧岿举兵与其连谋，以为进可以尽节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萧岿犹未决，柳庄劝：“昔袁绍、刘表、王凌、诸葛诞之徒，并一时之雄杰也。及据要害之地，拥哮阚之群，功业莫建，而祸不旋踵者，良由魏武、晋氏挟天子，保京都，仗大义以为名，故能取威定霸。今尉迥虽曰旧将，昏耄已甚，消难、王谦，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况山东、庸蜀从化日近，周室之恩未洽，在朝将相，多为身计，竞效节于杨氏。以臣料之，迥等终当覆灭，隋公必移周国。未若保境息民，以观其变。”萧岿同意，众议遂止。
但挟天子以令诸候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否则淳于琼等就不会反对袁绍迎汉帝，尤其是刘协并不是一个甘心当傀儡之辈：
《后汉书．伏皇后纪》云：“自帝都许，守位而已，宿卫兵侍，莫非曹氏党旧姻戚。议郎赵彦尝为帝陈言时策，曹操恶而杀之。其余内外，多见诛戮。操后以事入见殿中，帝不任其愤，因曰：‘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操失色，俯仰求出。旧仪，三公领兵朝见，令虎贲执刃挟之。操出，顾左右，汗流浃背，自后不敢复朝请。”这事发生的时间，据《三国志．武帝纪》注引《世语》所交代，是“公将讨张绣”之时，故裴松之附于建安二年。这个下马威，简直是性命攸关，曹操唯一的对应之策就是从此不再入觐，为日后曹操在邺城营建霸府留下伏线。
关于衣带诏的真实性，是否仅是曹操与董卓余党董承（范晔把其附在《董卓传》，与李傕等同一待遇）之间的斗争等问题，争议不断，故存疑（注18）；但董承迁车骑将军绝对是其旨意，因为这等同剥夺了曹操以司空行车骑将军中的车骑将军之职能（军事），故不可能是曹操的意愿。
查《后汉书》卷十四、四十二、五十和五十五，北海康王、阜陵王刘赦、下邳王刘宜、甘陵王刘忠、济北王刘政五人薨后无子，国除。其中，刘宜和刘忠死后一直无王，至建安十一年时才终为曹操废国；
前王（齐王刘承与平原王刘硕）到底是薨还是被诛皆不书，国除原因和所立年期皆不载，也许真的是百纳本有脫字，故到底是无子国除、有国无王多年，还是其他原因才为曹操废国呢？无法考究。常山国也有类似情况，刘暠因黄巾贼（不是建安十二年杀济南王刘赟的徐和等）弃国走，事后有否复国？不详。
参照他王为例：济南王刘赟在建安十二年为黄巾贼所杀，但子刘开嗣，且在位十三年至曹丕代汉；彭城王刘和在建安十八年死后，由孙刘祗嗣，其他刘氏王如沛王等继嗣的情况就不再一一列举；琅琊国更复立刘熙为王。观曹操在诸王继嗣的问题上，基本是无子才国除，故齐、常山和平原三国应只是一直无王才终废。
孔融这名气大、对士人有号召力的汉忠臣，经常挑衅曹操，故彻底消灭袁氏后，在建安十三年铲除这眼中钉，曹操此举可以说是为丞相后的立威示众，测试一下反曹份子的反应，又能打击汉帝的威信。与当年的杨彪不同，那时曹操只是众多诸侯之一，自身实力与威望不足，也沒有合理理由，故在荀彧、孔融等请命下只好放人。这一年算是双方关系的一个转捩点，往后越来越恶劣；
建安十七年刘协四子封王，但如同许靖之言：“将欲歙之，必姑张之；将欲夺之，必姑与之。其孟德之谓乎！”魏公国十郡中，赵国、中山、常山、安平、甘陵和平原本是刘氏王国。其中，安平王刘续早于灵帝中平元年因罪，国除。中山王刘稚是早已无子，国除；故建安十一年这次除八国行动中，虽然基本是出师有名，但会否只是曹操为扫除日后的障碍而提早的一步呢？恐怕最了他本人外，无人知道。一直健在又沒获罪的赵王刘圭，曹操只好在建安十八年徒其为博陵王。
刘邦曾说过：“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见《史记．吕太后本纪》）曹操不欲马止为王，结果先弄一个位在诸侯王之上的魏公，加上其僣用天子礼仪，迫使亲汉势力的最后反扑...